一时间，关中产粮区的农民们，纷纷掀起了进城经商、卖粮贩盐的热潮。
相比之下，山西历来缺粮，山西商人要享受“食盐开中”政策，只有推着独轮车到山东买粮，再贩运边关，买粮换引大费周折。
而徽州远离边塞，山高路远，徽州商人更无力参与其中。
这也是明朝初年陕商比晋商、徽商起步较早的重要原因。
自此，留在西北边塞种粮食，已失去经济上的意义。
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，纷纷来到运河沿岸的两淮食盐转运枢纽扬州，成为专业盐商。
据记载，当年会集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下500人。
声显赫者有“三原之梁，泾阳之张、郭，西安之申，潼关之张，兼籍故土，实皆居扬”。
这标志着一个冲出潼关、走向全国的陕西商帮开始成型。
正是在扬州，他们与蓄势已久、雄心勃勃的徽州盐商狭路相逢了。
在明代，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，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，其老家是三原县、泾阳县、绥德州等地。
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，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，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。
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，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。
那时候，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，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。
山陕会馆，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。
而徽州及湖南、江西、岭南等商帮会馆，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，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。
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，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、布匹、皮货、烟酒等行业。
但既占地利、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，咄咄逼人，且因其“左儒右贾”的传统。
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高，动辄喜欢发起诉讼，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。
明朝末年扬州有名的商籍之争，实际上正是山陕商人与徽商之间，在商场积怨的一次大爆发。
在盐商云集的淮安、扬州二府，山陕商人因是外省入户定居而获朝廷特批拥有“商籍”。
其子弟可入读淮扬二府的学校，每年还有7个不用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。
而徽商的家乡徽州与淮扬同属南直隶省，按规定，其子弟不得在当地上学。
明崇祯五年，经徽商联名上书，巡查两淮盐政的官员上书，请求凡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，获得皇帝批准。
但这无形中损害了原有学籍的山陕商人的利益，引起大家鼓噪。
恰好时任扬州知府又是山西人，支持同乡的抗议，此政策遂缓行。
到了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，徽商旧事重提，“西人复大喧哗，争讼不已”，终于又不了了之。
直到建奴麻子年间，经徽商多方运作，建奴才特许在扬州商籍下增加7个名额，让徽商子弟就地参加科举考试。
“商籍之争”，历经明清两朝，前后达数十年之久，西商先胜后败，徽商终偿所愿。
其实也折射出在此期间，陕、晋、徽三大商帮在扬州实力对比的盛衰变化。
崇祯十七年3月，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，逼得安徽凤阳人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。
但镇守辽东的明将吴三桂旋即引清兵入山海关，击败大顺军。
这次改朝换代的战争，给扬州带来了灭顶之灾。
第二年5月，多尔衮率军南下围扬州城，明将史可法坚守城池达半月之久，杀伤清军甚众。
城破后，史可法被俘就义，多尔衮为报复大开杀戒，造成“扬州十日”惨剧，民众死80万。
扬州城中西商、徽商及各地商人亦难幸免，有明一代两淮盐业兴盛带来的商业繁华，毁于一旦。
入清以后，建奴亦思恢复经济民生，以稳固统治，而盐税数额巨大，两淮盐业的复兴自然是重中之重。
为躲避战火退走的盐商陆续再聚扬州，扬州盐业达到又一高峰。
极盛之时，每年经扬州运销的盐达160多万引，仅盐课一项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。
当时食盐从海滨盐场经扬州转运到各省市场，价格可涨10倍以上。
据估算，乾隆三十七年，扬州盐商每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，缴纳盐课600万两以上，占全国盐税六成左右。
这一年，中国的经济总量为全世界的32%，而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就占了全世界经济总量的8%。
不过，此时的扬州盐业，已是徽商的天下。
曾经紧密合作的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之间貌合神离，陕商在扬州迅速衰落，只剩下大约十几家盐商，不能称帮，难成气候。
从陕商自身情况看，迁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后，他们虽凭长期积累的财力一度压制后起的徽商。
可毕竟远离故土，西北内陆与比邻江南的淮扬，民风商俗差异太大，很难真正融入当地，而近水楼台的徽商却不存在这个障碍。
陕西盐商受挫于徽帮，无奈退出扬州盐业市场，却并未从此消沉。
同样饱受明末战乱蹂躏的四川，给了他们另起炉灶的机会。
明末张献忠大西军入川，与建奴激战三年，战火所及，生灵涂炭，川中人口大减。
清初大量陕西人南下垦荒，形式“秦人填四川”的移民潮。
头戴皮瓜帽，身披钱搭子的陕西商人，也相继入川创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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