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官尚书对高澄的态度心知肚明，坚持文明执法的原则，绝不使用刑讯手段。
十一月十六，主审此案的都官尚书回禀元善见，经过三天的调查取证，认定太中大夫杜弼弹劾司马子如受贿一事并不属实。
元善见有心命人复审，这时候一直旁观的高澄终于亲自下场。
他认为司马子如身为台阁要员，应有体面，既然查实无罪，何须再三受审，这又成何体统。
小高王发话，元善见只能下令释放司马子如，将其官复原职。
按照北魏官场规矩，接下来便是对太中大夫杜弼的倒算。
一整套流程还没开始，司马子如便向元善见上书，历数往日杜弼一人独撑御史台的举动，为他求情。
又谈及御史有纠察不法的责任，但因为这种因言获罪的旧例，致使御史台众人畏惧罪责，不敢言事，才有了如今吏治败坏的局面。
认为乱世当用重典，请求赋予御史风闻奏事之权，不以言语问责。
司马子如这番上表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引发非高党大臣的强烈反弹，无论是否宗室，尽皆上言祖宗之法不能变。
没有人是傻子，在废除停年格，升迁只看政绩的时期，御史的政绩是什么，不就是纠察不法，弹劾官吏吗？
真要给了御史这么大职权，又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，就是在养一条疯狗，就算这条疯狗咬起来不分人，但救命的药握在高澄手中。
高党勋贵被咬了，在狱里养上几天也就康复，非高党被咬了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
面对非高党大臣的反扑，尚书令高澄一面安排听望司操纵民间舆论。
另一方面对侍中李元忠、侍中高隆之等人道：
“司马侍中不计旧怨、一心为公，有臣如此，国之幸事，诸君当效其行。”
得到暗示的李元忠、高隆之立即上表支持司马子如。
有了这两位带头，高党与非高党就御史职权一事在朝堂对垒。
在高澄没有下场的情况下，两方陷入僵持，这时候民间舆论起到了巨大作用。
如今吏治腐败，在野士人、学子都看在眼里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，监察缺失就是其中之一。
在听望司的有意引导下，士人学子纷纷涌向阊阖门外，向天子请命，请求不以言语怪罪御史，赋予风闻奏事之权，方便其纠劾不法。
而御史台众御史也纷纷上表言说昔日苦衷。
眼见群情汹汹，众人都将矛头指向监察缺失致使吏治败坏，高澄终于下场和稀泥，他一方面表态支持司马子如不以言语怪罪御史的建议，另一方面也认为只因道听途说就要将官吏入狱待审，不止有失身份，更耽误政事。
于是上书天子，请求在赋予御史闻风奏事之权的同时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，不能将涉事官员解职收押。
并且调查期限必须明确下来，不能无限期拖延，影响官员治事。
京官以五日为期，地方官吏以使者到达地方后开始计算，以十日为限。
同时御史不能享有无限免责权，一旦累积有三次纠察不实，三年期满后，平调任职地方。
超过三次纠察不实，即按旧例治罪。
一系列限制御史的手段下来，反对派也终于偃旗息鼓。
让步效应，小高王可太懂了。
所谓调查期限，但凡他要出手，肯定是听望司已经查出了证据，再暗中交由御史冲锋陷阵。
至于御史不能无限免责，大不了换上一批人来继续当疯狗便是，政绩考评就是悬在他们面前的肉骨头。
至于有些御史有两次不实纠察后，不愿再冒险弹劾，三年后的考评给个中等，依旧是外调任职地方，空出职位换人继续咬。
高澄看似做了很多让步，但仔细想来，他又牺牲了什么？
十一月二十三日，经过数日的争论，终于由高澄一锤定音，在关东之地，推行新的御史制度。
这场争论才平息不久，高澄便忍不住开始在紧要位置展开除虫行动，不断安排人秘密投书御史台，或者御史家中，检举揭发官吏不法事。
对于这次行动的幕后主使，御史们看了犯官名单后，各自心知肚明，谁叫那些人脑门上没有写一个高字。
一时间整个御史台忙碌起来，有老成持重之人，还会明察暗访，核对投书中所写罪状，再行弹劾。
脾气急躁一点直接上书弹劾，大批官员被带职审查。
而都官尚书也成了大忙人，这次他可没有文明执法的自觉，对在职官员当然不能动刑，但对于其余涉案人员，纷纷大刑伺候。
三木之下，何求不得，掌握了官员罪证后，都官尚书奏请将犯官去职，失去了官身，自然刑罚无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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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不上屈打成招，被高澄挑选出来的就没有干净的人。
这一次运动式治理下，由崔暹整理出来的一百二十一人名单，尽数认罪，其中官职最高者，时任司州牧。
司州牧是个倒霉蛋，名单上原本并没有他，但高澄急着给可朱浑元腾位子，便授意听望司暗中调查，如果没犯什么大事，便将他平调为朝官。
可查访后发现，此人不止收受贿赂，更有殴杀奴婢的行为，高澄便将他的名字给添了上去。
每有一个犯官认罪，都官尚书都要前来请示自己应该如何判处。
高澄为他定下一个标准，杀人者偿命，虐民者发配戍边，贪腐情节严重者免去官职，这三者，家财尽数充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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