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他不肯为官，所以疏远他，却又推崇其不屑名利。
对于不劳动就有吃穿的人，夸他有本事。对于没有功劳就能获得官位的人，夸他有才能。
这种本事和才能，只会导致国力衰落，造成土地的荒芜。
赞赏这种人物，势必就要亏损国力。
这就是五蠹大致上将的思想观念。
因为这篇文章出现在2000年前，又恰逢是一个大分裂时期，所以部分观点可能存在局限性。
如果感到难以接受，不是因为时代变化，就是因为讲讲的太透。
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，但却得到了君主的任由。
游侠使用武力触犯法令，但却变成了贵族的武力。
法令所反对的，成了君主所重用的。而那些应该被处罚的，又成了权贵所豢养的。
面对如此矛盾的法治体系，即使出现了十个黄帝，也不可能治理好天下。
楚国有个仁义之士，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，于是他就找到令尹检举揭发了偷羊的父亲。
结果令尹却认为他对父亲不孝，最后判了他的死罪。
鲁国有个无名兵士，每次跟随国君去征战，每次都第一个逃跑。后来孔子问他原因，他说家有老人，自己不敢战死，结果孔子就认为他是孝子，最后推举他做了官。
对君主的忠诚成了父亲的逆子，父亲的逆子成了君主的忠臣。
之前令尹杀了那个品行好的人，此后，楚国之恶再也无人检举。
自从孔子奖赏了一个逃兵，此后，鲁国之兵逢战就要逃跑。
因此，早在仓颉造字时，就知道公与私的关系必然相悖。
如果君主要赞成私人的利益，就必然要损伤自己的国力。
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，结果回军后，君主喊仁爱。
攻城破敌的人本该受爵，结果归来后，你又说什么兼爱。
如此的君臣关系必然就不稳固。
国家富足要靠农民，却给不事劳动儒生很高的地位。
攻城略地要用士兵，却给游侠送去财物。
得到利益的人，不是理政要用的人，但理政要用的人，又不是得到利益的人。
于是不再有人从事农业，从军征战；相反，各种伪善却十分盛行，这样就必然要面临衰退。
这里没有暗示司马老师和圣母
这些其实就是后来宋朝的问题。
所以，统治不在于多么智慧的言语，如果百姓理解不了制定的法律，那么自然也难以遵守。
连糟糠都吃不上的人，不会追求精美的饭菜，连粗布都穿不上的人，也不会想那些华美的服饰。
所以不采用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，反而去看那些聪明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，就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。
对百姓来说，没有钱财可以利用，没有权势可以依仗，所以只能提倡诚实。
但君主则不同，他可以利用权术赏罚分明，何必去寻求什么忠诚呢？
再说现今本就没几个忠义之士，但治国所需的官吏却数以百计。
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专行法治。
只要法治够严，他就足够诚实。
喜欢那些张口仁义，说话好听的人，那整个朝廷都是花言巧语；说几句空话就能讨好君主，谁还会去办一件实事呢？
所以你看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商君的法典，可秦国却越来越穷，原因就是都在空谈耕作，不再去从事辛苦的农务。
家家户户都有孙吴兵书，可兵力却越来越弱；原因就是都在空谈兵法，不再去参加搏命的征战。
所以，明君善于使用民众的力量，不听信那些高谈阔论；奖赏人们的功劳，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。
这样一来，民众才会为国君出力。
如果耕种能带来富足，那就算再辛苦，也有人去干。
如果从军能带来显贵，那就算再危险，也不缺少兵士。
可现在却有100人空谈，只有一人在田地耕种；100人当官，指导着一人作战。
再往下，‘故民主之国，无书简之文，以法为教；无先王之语，以吏为师；’
这个就是焚书坑儒的源头。
说起来残暴，但其实在每个朝代都接连发生。
什么帝王之术，无非就是愚民，御民的办法。
所谓连横，就是依附强国去攻打弱国。
所谓合纵，就是联合弱国去对抗强国。
可一旦连横，就必须献上土地或者利益，呈上国君的玺印，以此来获得强国的信任。
但这样国家的疆域就会缩小，君主的声望也不断降低，还没来得及得到好处，就已经走进了混乱之中。
同样，一旦合纵去援助小国，就等于是走上了独木。
胜利不一定能得到好处，失败就要面临亡国。
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。
（本人表示这都是韩非说的，我本人对优待尼个这事不发表任何看法）。
因此，合纵连横没看到作用，但是搞合纵连横的人却因此赚够了名望。
君主的地位在不断下降，纵横家们却扶摇直上。
想要统一天下，前提是能打败他国；想要获得安全，就要保证本国不受侵犯；
国力强盛就能打败他国，朝廷安定就能不被侵犯。
所以纵横家不过是在挑唆争斗，就如同执棋者一样从中获利。
（我对外交皮条家们，也没意见。）
这个天下从来都是东西越好，越容易取得功效；资源越多越容易获得成功。
所以国家强盛，计策很容易就能成功，国力越衰落，计策就越容易出现失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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