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停。
郭人甫收了黑伞。
父子俩依次步下四十级石阶，石阶上打湿的白蔷薇花瓣和梧桐叶子已被佣人清扫。
郭熙钺头戴礼帽，手执文明执，气质儒雅地走在前面。文明杖轻敲卵石，发出“笃笃”的声音。
郭人甫长腿迈步，有意缩小步伐，挺直的脊梁露出军人风骨。
“郭老先生，请。”司机恭顺地打开车门。郭家时常雇他的车，也有些熟络。
“安师傅，去范园12号寓所。”郭熙钺父子坐进后座。
安师傅用曲尺摆弄了一下操作杆，这才发动车子，向市区驰去。
郭人甫坐在高高的车厢，这时福特汽车公司已经采用流水线作业，生产成本大大降低，这台的售价大约是2000多美元，按照此时的汇率，1美元换3元法币，以父亲每月320元的薪资，大约2年的薪资。父亲一年的收入相当于中央军部队少将的工资水平，比四川一个拥有百亩农田地主年收入还高。
在此时的国都南京购买一套200平的西式两层楼房，大约需要7000至9000多元不等，也即父亲2到3年的薪酬。
所以，此时富裕的家庭多住带花园的洋房或别墅，有的自购地皮，按南京政府颁发的统一建筑规划，设计西式带花园的两层楼房或西式带庭院的平房。
而在国军部队，自1932年开始实行国难饷章制度后，各级军人的薪资略有不同程度地减少，上将月薪锐减到240元，依次递减，到下层士兵手中，上等兵每个月8.5元，一等兵7.5元，二等兵只有7元。
因各军经费用来源不同，各级军官和士兵工资差距明显。如财政部所辖的的上海税警总团和陈诚的第18军，经费很足，照常发全薪或打九折。
但在地方军阀部队，有的经费困难，就会出现克扣士兵军饷的情况。如驻防湘西的第34师官佐士兵无固定按月发过薪俸，少则拖欠一两个月，多则半年甚至更久。一些地方军官家里人口众多，光靠月薪无以为继，甚至出现了营长因为生计困难，不得不把女儿送人的情况。
到抗战后期，随着战局的深入，到1943年后，时局已十分艰难，物价飞涨，当地一碗面条就要3元，一个少尉一个月30元，只能吃10碗面，而一个二等兵月薪7元，只能吃两碗面，猪肉一斤14元，上校的工资只有290元，高级军官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肉也很少吃。
战局中，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军人收入不断下降，更加上拖欠发放，普通士兵长年吃不起肉，体力很差，1944年美国专家曾为1200名士兵体检，结果57%的士兵营养不良。
而因为收入的不断下降，一些部队干脆搞起了走私和贪污。高级军官吃空饷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，士兵逃亡违纪的现象不断增加。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受到极大损伤。
郭人甫目中有丝悲凉，他悲叹底层军人的收入甚至比不上苦力或车夫，社会地位略优乞丐。
少数富裕的中央军，如胡宗南、汤恩伯等部队，因经费充足，加之有一些生产或商业收入，故这些部队对士兵还算不错。胡汤等部均会给军官士兵兴建眷村，安排家眷。但大部分部队是没有机会享受的。
郭人甫想着未来战事中必然飞涨的物价，愈发觉得作为一名带军作战的高级军官，不光要有战略战术，还要学会搞钱，让军中将士改善待遇、提振士气！
怎么开掘财源？
准确地说，如何快速获得他第一桶金，积累原始资本？
他目光掠过被誉为十里洋场的租界外滩，日军占领租界之前，外滩一直被英租界和法租界占据，并分别被叫作“英租界外滩”和“法兰西外滩”。
在法租界海格路一带，商会、钱庄、舞厅、百货大楼、各式老字号点心店鳞次栉比，大壶春点心、佳家汤包外人头攒动。
临街的商铺外，有个耍蛇人手里惊险地耍着一条花蛇，周围的看客拍掌连声叫好。拉黄包车的伙计，快步如飞，像一头辛苦的骡子，穿梭在大街小巷。
照相馆的橱窗内，扩印着一张影星杨耐梅和名媛的照片，郭人甫目光一扫而过，名媛的气质不俗，大抵冰清玉洁、貌美如兰。
待汽车转过几个弯，开进了海格路，路面清静雅致了许多。宽阔的道路两旁，是高大的法国梧桐。街边上行人寥寥，偶见一个穿白色围裙的女佣，手里牵着三条大犬为主人遛狗。
路边还停着几辆福特牌轿车。
车子驶进了范园，园区树木葱郁，环境清幽，建筑多为英国式、法国式、西班牙式三层花园别墅，每一套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。作为上海滩最顶级的花园洋房区，这里住的都是社会名流和头脸人物。
郭人甫饶有兴致地看着其中一幢4号法式别墅。这4号房主是浙江兴生银行行长蒋抑卮的住宅。
郭人甫转眼又看向8号一幢中西合璧的三层洋房，花木楼台俱全。
这幢屋主是上海青帮头子张仁奎。
张仁奎被蒋校长誉为“军界宿星，帮会元魁”，一位教父级的人物，连黄金荣都是他的弟子，杜月笙是他的徒孙，张啸林则是他的师侄。
他在全国拥有徒子徒孙三万多，遍布军政各界，韩复榘、蒋鼎文、陈光甫、钱新之、韦敬周、夏奇峰、林柏生等等，几乎个个身居要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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